关于南京财贸学院第二次上划过程的回忆

来源:南京审计学院点击数:4366更新时间:2013-04-01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张 虹

    南京财贸学院经营到八六年前后,已经难以为继了。当时,全校教职员工都在为学校进一步向前发展在思索,在寻求。大约是1987年元旦前夕,徐慕春书记、李双成副院长来到我家,谈及让我陪李院长去北京,为学校上划做疏通工作,并告诉我,课务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事对其时南京财贸学院的每一位同志来说都是一件义不容辞、责无旁贷的事。元旦后我们成行了。在北去的列车上,李副院长告诉我,我们与审计署办学的申报,与新疆石油学院一起,没有批准,理由是“国家财政支出偏紧,高校上划目前不予考虑”。当时,我们沉闷了好长时间,深深地感到此行的压力。
    抵京后,见过李副审计长,当晚就到易智峻同志家,(智峻是我的学生,其时任田纪云副总理的秘书),将“第一次申报”的前后情况如实告知。他首先认为江苏办这样一所院校还是很有必要的,并表示可以帮助我们作一些具体的运作,还提议要搞一个东西,请有关总理去批。至此,我们没有多逗留,直接赶到李副审计长家中汇报了情况。经商量李副审计长提出,请吕审计长给两位副总理写信。离开时已是夜十时许了。翌日晨,给智峻电话通报了情况,他说这个办法很好。
    第二天上午十时许,李副审计长来到我们房间,告诉我们,他拟撰的信稿,吕审计长已经收下,并答应由他出面写信。这时,我们清楚地知道李副审计长为了办南审,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。
    吕审计长的信也是在晚上写好的。第三天下午,智峻让我亲自送去中南海。
    在等批复的日子里,李副院长带我去拜望署人教司司长,此乃一次礼节性拜访。在上楼梯时,李要我摘下校徽(当时出门戴校徽,传说可以防小偷,我是依此为趣而为之),说署里在办学选址上有分歧意见。见了司长,他直入主题地说,批文你们见了吧,现在我们这里一点点办法也没有,你们既然来了,可以到国家教委去看看。
    在等批复的日子里,除跑中南海外,就在太平路的部队宾馆等,当时审计署就是借用这家宾馆的三、四层办公,李副审计长在三楼上班,我们在一楼客房住,故李审计长有时间也来我们住处谈谈。记得有一次谈到选在南京办学时,他是这样讲的,在全国看了不少地方,后来选了三个地方,即广州、上海、南京,经全面考察,感到广州偏远些,上海的校址太分散,南京适中,南财可塑性较大。最后确定南京是署领导班子定的,我到南京谈具体事宜,是执行署领导班子的决定。
    在等待的日子里,还得知北京市财贸学院的“攻势”也上来了。北财得知南财上挂没有批准,他们有三、四个同志(其中有后来调入我院的程能润教授)三、五天就来审计署一次,谈他们学校上挂的问题。“攻势”之猛可以理解,因为我们国家办事比较统一,南财的日子困难,北财的日子也不会轻松。这就给我们带来无形的压力,如果我们没有突破性进展,将会被他人取代。那几天,李副院长和我们心情沉重而复杂,讲话明显减少,心里的压力,尽在不言中。但这种压力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,这次申报只能成功,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直到后来有了“突破性进展”,北财才偃旗息鼓。
    等到第七天,好消息出现了。两位副总理批示吕审计长信函的印件传到了审计署。主管财经口田纪云副总理,是圈“请李鹏副总理批示”,主管教育口的李鹏副总理的批示是“请国家教委考虑”。这个“复印件”对审计署的震动不小,经办此事的同志也感到惊讶:其一,五天内得到两位副总理的批示,是前所未有的“高效”。因为给各位总理的文件,一般情况下都通过国务院秘书局转各总理办,再经过两位秘书批办,才能到总理的文件夹中;其二,两委一部批复不同意的墨迹尚鲜,就取得两位副总理可以“考虑”的认定,实属“难得”。这是一种职业思维。而李副院长和我却有一种“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后的喜悦和快慰,是看到学校上划有了转机的希望。
    在接到“复印件后”,李副审计长在他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会,出席者有马怀平、赵耿、李双成和我。他面带笑容地说:老李和张老师来了以后,申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,现在由你们组成一个组,专门负责这项工作,刘建初做联络员,并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,重点是国家教委和财政部。
    在易智峻同志安排下,我们拜访了李鹏副总理与国家教委的联络员老吴。(当时李鹏兼国家教委主任,故设此官)。记得在中南海西北门进去的小会议室里接待了李双成和我。他对我们的工作情况很清楚,并表示他只是负责联络,一定会把意见及时传递,还告诉我们,国家教委已经见到两位副总理的批示。
    李双成通过关系,我们找到了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(原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)家中,他非常谦逊、厚道,是一位没有 “官味”的高干,见到我们南京去的人,似乎还有几分亲切感。当天他刚从丰台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完报告回家。他说现在高校发展的形势是整顿,准备压缩掉五、六十所高校,部属高校将下到地方,故现在“上划”是不可能的,你们的要求只能想个变通的办法来解决,还不能急,马上要办也不可能。刘主任的讲话,完全是在为我们着想。我们在十二万分感激之余,也意识到办成此事尚需时日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跑刘主任家跑了多少次已记不清,有时还会扑空,大概是跑的次数多,他家老保姆是江苏人,跟我们也熟悉了,她知道刘主任是否回家的情况,从此就没有扑过空。但刘主任住北百万庄,离太平路很远,当时没有条件打的,署里派车也不方便,一般我下午四点多一点就得吃好晚饭,去挤公共汽车。有时乘车较顺利,赶到百万庄只有六点多,怕打扰刘主任的晚餐,只有在楼下转转。当时的天气很冷,常在零下10度左右,那时一心为了学校的前程,正在竭尽全力攻关过隘,这些苦楚也就置之度外了。
    大概在我们去北京两个月左右,徐慕春书记有些急了,催促我们,其时我们在北京比谁都急,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。有一次在刘主任面前流露出来了。主任安慰我们,这事急不得,如果现在拿出讨论,无疑还是否定。副总理有了批示,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,做好了,才能讨论。刘主任为办南审的一片苦心,可见一斑。
财政方面的工作“久攻不克”。有了两位副总理的批示,最后的结论为将来考虑财政拨款。就在这个时候,李副审计长很坦然地说,没有财政拨款,先由署里挤几百万,把学校办起来,待条件成熟了,再办财政拨款。李副审计长卓识远见和坚定信心,给我们以极大鼓舞。这就是我们能把南审办起来的关键所在。
南京审计学院的初期,是一所标准的联合办学形式的学校。具体的说:审计署出资金,国家教委给招生指标,学生来源江苏省安排40%,审计署在全国安排60%。
    在两委一部否定南审申报以后,我参加重新申报工作,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,然而我们成功了。现在回忆起来,这个成功是一种团队精神的胜利,而这个特殊的团队,大家不论职位高低,不讲尊卑,不辞劳苦,相互关心,一心一意地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。有些事至今难忘,如当时学校经费不宽裕,在北京奔波,除了请人帮忙硬着头皮“打的”外,基本上是赶拥挤的公交车,每当李副院长找到座位都是让我坐,我不大好意思,他总是说,我比您年轻;有时为了等“消息”,日子过得乏味,李副院长提出陪我去承德旅游,因时值冬日,未去。然而,他的心意,让人欣慰。
    又如李审计长为了表示署领导对重新申报的重视,要看望易智峻和刘忠德同志。看智峻,李审计长是枉驾而行,记得约在西单一家普通的饭店,花了四十多元,后来越想越寒碜,然而审计长却不以为然。约会刘忠德时,刘主任很谦虚,他一直表示,“应该我去看看审计长,别让他来。”后来经再三说明,纯属礼节性拜访,感谢刘主任对我们的帮助。这两次拜访对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,起了极大的作用。可见审计长的考虑是何等的细致缜密。
    又如因当时署食堂伙食不太好,为此,星期天审计长常邀我们去他家吃便饭或吃饺子。当时大概是一种本能的需要,也不懂得客气,不怕打扰审计长的休息,有邀必去。后来,我们常说起审计长做的“色拉”,其水平实在不在宾馆饭店之下。我们之所以会这样,是与审计长的平易近人不无关系。
    尤其是春节后,赴京前夕,我突然发烧,本想让李副院长先去,而徐慕春书记又到我家里,请我和李同行,这时徐已很急了。我到京已天黑了,到宾馆我就躺下了,李副院长和孙革新去审计长家中报到。他们回宾馆带来一锅审计长现做的稀饭,一瓶扬州酱菜。并对李院长说:“我们家乡感冒了就吃这种热稀饭。”的确是这样,吃了热稀饭,出了一身汗,人顿时轻松了。当时我的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。几件区区小事,足见这种特殊的团队精神,正是这种精神,使南京审计学院的“申报”从否定到得以肯定,使一所中国独一无二的审计学院在长江之畔,钟山之麓得以新生。
    在事过境迁的今天,回忆当年申办的艰难历程,还是蛮有意思的。现在南京审计学院的事业蒸蒸日上。祝愿南京审计学院早日腾达于全国名校之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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